1991年1月3日。

这里是云南省的最高峰——梅里雪山，海拔6740米。

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梅里雪山的腹地聚集，为挑战这座处女峰做最后的冲刺准备。雪在持续地下着。22点刚过，位于海拔5100米的三号营地和基地营开始了这一天当中的最后一次通讯。

三号营地：“现在三号营地的雪很大，视线不良。积雪有1.2米厚。”

基地营：“需要除雪作业。”

三号营地：“我们每隔2～3 小时做一次除雪，如果这个状况持续的话，积雪可能会超过2 米。”

（此时，对讲机出现嗡嗡的杂音。）

基地营：“电池电量不足，请更换对讲机。”

三号营地：“已经更换了电池，现在怎么样？”

基地营：“还是一样。是不是因为大雪导致湿度太高的缘故？”

三号营地：“终止通讯吧，再见。”

基地营：“再见。”

22 ：15，通讯终止。

这是和登山队十七位队员的最后一次联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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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大雪中走下陡坡的转山者们。脚下是数百米的斜坡。

1991年1月3日，云南梅里雪山发生了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。中日友好联合登山队十七名队员遭遇雪崩，全部遇难。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，梅里雪山也成为人类唯一无法登顶的山峰。

登山队员们永远留在了雪山，只留下悲痛的亲人，还有不甘于筹谋多年登山未成的登山部队友们。京都大学登山队的队员小林尚礼，就是其中尤为不甘的一人。

当时因要回老家，小林尚礼没有参加此次梅里雪山登顶，因而躲过一劫。当时的他，大学三年级。遇难的队员中，有他的前辈，也有和他同年级的好友。

让小林尚礼难过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发现和遇难队友笹倉俊一、児玉裕介在一起的回忆渐渐淡去了，“我怎么这样，我要保留和他们一起生活过的记忆。”小林尚礼脑海里涌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：亲自到梅里雪山去寻找遇难者的遗体。

可是要到茫茫的梅里雪山找遇难者的遗体谈何容易，尽管之后一段时间中日双方都在积极的寻找，可是一直没有什么收获。

梅里雪山山难纪念碑

当事故已过去七年多的1998年7月，所有人对寻找到遗物和队员们渐渐不抱希望时，梅里雪山脚下的明永村传来了令人激动的消息：有村民在明永冰川附近发现了登山队员的遗体和遗物。中日双方立即组织了搜寻队前往明永村回收遗体遗物。遇难队员家属们也一同前往。

也正是这次遗体搜寻行动，改变了小林尚礼的人生。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，一再深入梅里雪山搜寻，并已成功找到了十六具遗体。

在遗体搜寻中，小林第一次与遗体发现地明永冰川下的明永村民进行了直接接触，才意识到了当地人对攀登梅里雪山的排斥和憎恶；作为长驻明永村进行长期遗体遗物搜寻活动的执行人，他借住在村长扎西的家中，怀着忐忑的心与当地人交往。在其后多年，他一步步走过曾被他和队友们漠视的雪原与森林、岩石与深谷，深入了解村民的生活与信仰。

扎西村长一家。左起依次是，央宗，扎西，嘎玛次里，卓玛拉姆，弟弟。

小林由此辞去了企业中的工作，成为一名自然主题的摄影师和探险者，撰写三江源地区的自然文章。在跨越多年的搜寻中，他从傲慢的外来登山者，逐渐转变成为神山的守护者，一位自然主题的摄影师和作家。

在梅里雪山山难三十周年之际，小林尚礼撰写的《梅里雪山：寻找十七位友人》中文版问世。此书以平实而细腻的文字，记录了令人心碎的恐怖山难，艰辛的搜寻，梅里雪山的神秘风貌，山脚下人们的朴素生活，三次转山之旅和当地生活的变化。其中特别收录了山难遗物胶卷冲洗出的照片，这是山难遗物照片首次公开。

下文经授权发布人类学家郭净为此书作的序言以及书中章节“十月 月光下的卡瓦格博”。本文配图均来自《梅里雪山：寻找十七位友人》。

《梅里雪山：寻找十七位友人》，（日）小林尚礼著，乌尼尔译，乐府文化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1月版

人类的探险是否应有限度？

作者 | 郭净（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）

我们在为梅里山难三十周年策划一套纪念丛书期间，小林尚礼提出疑问，这件事在日本已经过去，为什么中国人还那么在意？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有些含糊，没有让他，也让我自己满意。然而，一场疫情在2019年底爆发，并延续至今，仿佛老天爷揭晓了答案——

西方现代文明在数百年的狂飙突进中确立了一种逻辑，即把世界划分为有灵性的“人”（human）和无灵性的“自然”（nature），并将这种区别固化在一套金字塔式的分类系统中。发端于15世纪的探险运动，其主旨是“文明”对“荒野”和“原始”的探索和操控；而借壮阔山水来彰显个人的勇气和智慧，亦成为探险运动的核心价值观。

澜沧江与怒江的分水岭—多克拉垭（4480米）。转山者们虔诚祈祷着在转垭口上的玛尼堆。

20世纪70到90年代，针对喜马拉雅雪山群的登山和科考行动，逐渐脱离了早期单打独斗的境况，进入到群雄逐鹿的竞争时代。梅里登山是这个潮流中最激进的一波，却在物资充沛、准备周全的情况下遭遇惨败。其受挫的根源，是对大自然威力的低估，而这种威力，不仅表现为突发的雪崩，更以当地神山信仰的形式呈现出来。

梅里登山的挫折，和眼前这场蔓延南瞻部洲的祸患似乎难以相提并论，但它们都借死亡，凸显了被科技和经济繁荣遮蔽了的两个核心问题：人类与自然、文化与文化应该如何相处。

这座被登山者和旅游者称作“梅里”的雪山峰，藏语的意思是“白色的雪”（卡瓦格博）。这个命名包含着深刻的寓意：他不仅具有岩石、森林的自然形貌，也被赋予了人类敬畏的神性。在上千年的岁月里，当地人仰仗着卡瓦格博的庇护，也因此划定了人与神圣世界不可逾越的边界。

所谓“山神”，正是那个拥有庞大力量，能够赐福，也能够毁灭众多小生命的力量的象征。然而，放眼我们生息于斯的山河湖海，自认为尊处生物链顶端的人类，无所不在地侵入神圣的森林、冰峰、湿地、海滩，“荡涤”着他们厌恶的物种和景观，同时也必然因生物圈的自我矫正而遭到报复。这冲突的焦点，恰恰是我们面对灾难，总在回避却再也无法回避的诘问：自然是否有神性？人类的探险是否应有限度？

从二号营地眺望梅里雪山封顶（摄影：遇难登山队员）

探险家们裹挟在如此剧烈的冲突中，不得不首当其冲地承担无法预料的后果。作为一个怀抱理想，却又身陷“莫斯肯大漩涡”的登山者，小林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躲开。当然，他的初衷并不是要去了解神山为何物，其实日本人也相信山神，但在他们的文化里，朝圣者是可以登到山顶，对神灵祈祷的。他原本是去搜寻友人的遗迹，就像《缅甸的竖琴》中的水岛一样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在东南亚收集死难将士的骨骸，让他们的魂灵有个归宿。

1999年8月5日，我曾跟着村长大扎西、村民达娃和小林尚礼前往冰川，拍摄他们寻找罹难者遗物的过程。那时，小林对藏族知之甚少，乃至心怀疑虑。等一个月以后我再去大扎西家时，他已经和这家人建立了初步的友谊。十二岁的白玛次木和十一岁的松吉品初用藏语和汉语跟他聊天，大扎西趁着酒兴跟他普及卡瓦格博信仰的基础知识。一种比探险更加久远和深厚的传统，像酒精一般点点滴滴地渗进日本客人的身体和脑袋。如同高更和洛克，那个逃避都市，却又受困于山野的叛离之人，慢慢褪去坚硬的盔甲，转变成了一个山岳文化的摄影家和探索者。

这种身份和灵魂转变的例子，在探险史上属于例外。我竟有幸在平凡之路上见证这段传奇，见证一个登山者被雪山改造的故事。这故事或许预言了一种前景：在种种冲突愈加激烈的时刻，哪怕凭借个人的微薄之力，也能在文化与文化、人类与生态景观的隔离墙上撞开一个缺口，透进一丝希望之光。